我对一座城市的触觉感受最深的时候，是在北京工作时，办公室在17楼，五环边上，从窗户放眼望去，是阴森的天，和看不到尽头的马路。

 

冬天的时候上下班，我会把外套拉链拉到头，戴上手套和棉帽，偶尔我选择步行回出租屋，大概半小时左右，一个人沉默着穿过几条旷阔的马路，走过三个热闹的路口，在小区门口买两支大瓶装的怡宝，然后走进谁也不认识的小区，坐电梯上到20楼。

 

那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，北京和汕头的不同，在于肉眼可见的距离感。

从十几二十楼望出去的城市是模糊的，极其遥远的，我能看到高楼，还有非常独特的地标建筑望京soho，但我的视野所及之处，在大脑里检索不到任何相关记忆，那种感觉就是：我知道它存在，但我不知道它的存在跟我有什么关系。

 

小时候，奶奶在中心医院高层住院，我从病房的窗户望出去，看到的全是熟悉的街道和路口，那时候的兴奋感，就很像后来用谷歌地图找自己家的感觉，看到某栋楼或者某条路，心里都会不自觉地感慨：哇！能看到这个啊！

 

可是在北京的高空，目所能及的都是真实的异界，它在，但它不真实，至少对我来说不真实。

 

在北京的时候生病，午间睡着了，梦里我把躯体留在屋里，然后飞越半个中国回到家，我爸惊讶地问我怎么回来了，已故的奶奶说晚上留下来吃饭吧，我说不了吧，我的身体还在北京呢，我得赶紧回去。

 

醒了之后身体很疲惫，仿佛真的长途跋涉了，我甚至有点后怕，心想如果答应留下来吃饭，会不会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

 

然后梦里的场景开始消散，我只记得我没来得及进家门，我就站在小区门口和家人说话，在杏园街上，在那条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老街上。

我对这座城市最早的认识，就酝酿于这条老街上，从繁忙的金砂东路起，穿过金园路，到市场边上的玫瑰一街，这段短短的路程，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直线。

 

小时候我就在边上的金龙小学读书，每天出门穿过杏园横街就到学校了，那时候杏园街的两旁摆满了摊子，杏园横街路口两边都是卖菜的，从这里开始一路延伸向玫瑰一街，卖猪肉的、卖鹅肉的、卖鱼的、卖菜的，五花八门，那时候要买东西真的方便，我就常被长辈遣派出去买五角钱的豆芽。

 

后来城市要文明了，摊子就没了，但也不是突然没了，是在拉扯中缓慢消失的，比如中医门口卖鸡鸭肉的摊子，一度就躲到了中医后面的巷子里卖，后来连巷子也藏不住了，才真的没了。

 

再往后的日子里，在道路两侧取代了摊子的，是越来越多的私家车，人行道的隔离铁栏拆掉之后，这些车子甚至直接插入人行道停放，后来有关部门也看不下了，把人行道又隔离起来，这次不是用铁栏杆了，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牌。

小时候买菜就在家门口，买日用品就在接近玫瑰一街的大众，那时候还是大众，不是新大众，而在大众边上的，就是新时代旱冰城，稍长些的朋友跟我讲旱冰城的故事，说那时候这里就是时尚的前沿战线，而且看谁都拽拽的，都像道上的大哥大姐。

 

等到我意识到旱冰城存在时，它生命周期里最青春的阶段已经过去了，暮年的生活则有些冷清。

 

在这条街上让我始终能找到记忆的地标，是屹立不倒的老胡牛肉粿，小时候吃的味道似乎到现在还是没变化，当然价格是一直在变的，后来发现档位还越来越高了，从二三十到六七十都有，我们将高档位的称为豪华版干粿，并且一直在观察到底是什么人配得上拥有它。

 

从北京回来后，我又意外在这条老街上发现了sogalab，这是特别的事情，如果杏园街对我来说是一条熟悉的老枝，那么sogalab就像枝头突然冒出的新芽，它向我重新勾勒了这条街上烟火气的轮廓，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。

杏园街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一条线，但它总是不出意外的给我制造些陌生感，在二十几年的时光里，这里不断上演着改变、离别和更新，它就是我心目里这座城市的浓缩版，安静、幽深、熟悉、亲切，但又在不断变化，被迫告别。

 

我常常在这条街道上偶遇一些「古老」的事物，比如久违的人力三轮车，载着的是满头白发的老奶奶，他们对话就像几十年的老朋友般亲切。

 

还有载着老伴出来压马路的老爷爷，他们没有说话，只有破单车吱呀吱呀叫着，也许说了一辈子的话，都浓缩在了这几声吱呀吱呀，和树荫下宁静的时光里。

在这条街道二十多个年头了，小摊贩们文明了，大众变成新大众了，旱冰场沐浴夕阳了，两侧的小车变多了，熟悉的店主长岁数了，但我还能吃到老胡的干粿，还能喝一口sogalab的美式。

 

在这座城市二十多个年头了，该走不该走的都走了，有些正准备要走，还有些迟早都会走，但相应的，也有些还在，也有些新来，还有些未来。

 

当想起从望京西二十层高处望出去的天空时，我就因为眼前匍匐在街头巷尾的一切感到幸福，这一切也没有多美，甚至有些地方还破，但它们都是熟悉的，是亲切的，是我们到老还能想起来的，一座真正触摸得到的城，而不是悬浮在高处的梦乡。